中国增长与结构调整余永定

在经历了令人失望的2018年后，中国经济似乎有走稳的迹象。201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4%，与上一季度相当。

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超出预期，同比增长6.5%（3月增长了8.5%）。尽管正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战，但出口增长即使较小，但也是积极的。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6.3%——比上一季高出0.2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增长最快（11.8%），其次是制造业（4.6%）和基础设施（4.4%）。

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不仅实现连续增长，而同时也实现了同比增长。消费一如既往地稳步增长。

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在2019年实现6至6.5%的指标性增长目标的信心。

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个目标范围似乎很满意。

一种解释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6至6.5%，因此也应该设定与之相对应的目标。

经济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个原因是较低的增长率将为经济提供更多的结构性调整空间。

在1978至2008年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9.5%。

随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增长率从2008年第三季的9.7%，暴跌至2009年第二季的6.6%。

2008年11月推出的4兆人民币（约2.5兆令吉）刺激计划很快让经济实现强劲反弹，2010年第一季度 GDP增长率达到12.1%。

但自那时起中国经济持续下滑，部分因素是政府撤回了刺激计划。

去年中国GDP增长了6.6%。即便如此，我们很难将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冲击与长期趋势区分开来，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确实应在6至6.5%之间。

经济表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此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进入增长减速新阶段

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会依据一些长期供给侧结构性因素——例如人口老龄化、环境退化和改革进展不足——来认定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潜在增长率显着降低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

这可能是真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至10%的年增长率已成过去——但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增长潜力实际下降了多少。

比如这些长期供给侧结构因素就未能解释为何增长率会从2010年第一季的12.1%下降至2013年第三季度的7.4%。

不仅缺乏长期结构性因素与实际经济表现之间因果链的联系。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因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GDP增长限制在特定水平。

事实上，20年前就曾有人用同样的长期性因素去警告中国GDP增长可能下降。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轨迹的复杂性，许多经济学家似乎都将其潜力评估构建于经济表现之上。

自2012年第二季后，每当中国GDP增长率出现下降——当增长率降至8%以下——经济学家们都会宣布经济表现终于与潜力一致了。

无可否认，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着各种估计，从5%到8%不等。但很难确定哪个数字才是可靠的。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计算长期趋势时大多数估算都未能充分排除周期性因素。

增长目标过低

在此的危险在于，基于对潜在增长率的过低估计所设定的过低增长目标会导致实际增长率下降。

对于像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而言，甚至1%的差异都会对整体的福祉造成巨大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会反驳说保守的增长目标在为结构性调整创造空间方面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过度依赖房产投资

减少中国对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也是中国经济中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之一——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别说GDP增长了。

而更慢的GDP增长也并非提升金融稳定性的前提条件。

在笔者看来，既然没人能确定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究竟是多少，所以最佳策略是尽量实现尽可能高的增长率，只要不至于令通胀恶化并阻碍结构调整就行了。

虽然2019年第一季度的结果确实高于预期。

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上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源自于房地产投资的强劲增长。

由于政府承诺降低中国的“房地产热”，房地产投资可能迟早会减弱。

出口表现难预测

再加上与美国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中国在2019年余下时间的出口表现也是极不确定。

为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和疲软出口，中国必须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增长。

为此政府应（在极低的通胀下）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借助强大的财政实力）追求更高的支出。

对于坚持必须优先考虑结构性调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财政和货币扩张或许已经过时。

但在不妨碍结构改革的前提下，这一手段可以在2019年支持中国经济表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此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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